◎唐山

“你的工作只和陆军训练相关。你要推动土耳其（指奥斯曼帝国）军政分离。土耳其军队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过多参与政治活动。”1913年11月，利曼·冯·桑德斯中将（他的常见名是奥托·利曼，以下简称利曼，他后来成了上将）觐见德皇威廉二世时，威廉二世如是说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自1789年起，普鲁士（当时德国尚未统一，1871年后，普鲁士成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）派出军事顾问团，助奥斯曼帝国军队按欧洲标准进行现代化改造。老毛奇、冯·德·戈尔茨等都曾长驻伊斯坦布尔。利曼是驻奥斯曼帝国德军使团的新一任负责人。

不论是威廉二世，还是利曼，都没想到，利曼在奥斯曼帝国一待便是5年，亲眼见证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，一步步走上失败之路。他用病历式语言，记录了这一过程，即《奥斯曼战记：德国将军一战回忆录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23年2月出版）。在书中，利曼一方面承认“土耳其军队的顽强、坚定和勇敢是不容置疑的”，另一方面，又对奥斯曼帝国的混乱感到愤怒——高层愚昧；军官贪腐；士兵训练不足；卫生条件差，没上前线，已减员一半……最终，奥斯曼帝国输掉了这场绝不能输的战争。

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落败？问题出在哪里？责任人是谁？……本书精描出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之难——它会经常性地陷入失智状态，不论怎样呼唤，也绝不肯醒来。史料价值的背后，本书饱含一份令人窒息的悲情。

德国崛起改变了地缘格局

整个19世纪，欧洲人所说的“东方问题”，专指奥斯曼帝国一旦崩溃，列强该如何重新分配利益。

奥斯曼帝国崛起于13世纪末，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，灭东罗马帝国。极盛时，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非，相当于今天土耳其的7倍。

1683年起，奥地利人屡挫奥斯曼帝国，使其步入长达200多年的“漫长的衰退”。

“工业革命”后，奥斯曼帝国饱受欺凌，压力来自三方面：

一是沙皇俄国，为得到地中海出海口，从海路、陆路夹击欧陆列强，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，试图兼并。

一是奥匈帝国，为获取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，不断挑起纷争。

一是法国、意大利等，觊觎奥斯曼帝国优越的地理位置，担心被别人占领，不断挑衅，试图先行得利。

三种压力中，沙皇俄国的威胁最大，19世纪大部分时期，奥斯曼帝国只能“联英抗俄”。英国帮助奥斯曼帝国，目的是与沙皇俄国争夺全球霸权。作为海上强国，英国陆军实力不足，把奥斯曼帝国变成桥头堡，消耗沙皇俄国，是英国的大战略。1856年—1888年，英国多次出面与沙皇俄国抗衡，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。

随着德国崛起，地缘政治格局改变。

德国地处法、俄夹击中，与奥斯曼帝国不接壤，且对“东方问题”不感兴趣。1878年，欧洲列强在柏林召开和会，讨论近东危机。在德国努力下，缔结《柏林条约》，德国未从中获利，却帮奥斯曼帝国收回了许多权利，赢得了奥斯曼帝国的好感。

因镇压境内的东欧各独立势力，奥斯曼帝国遭到英法的强烈指责。这让奥斯曼帝国也产生了倒向德国的想法。

越挣扎，危机越深

德国用投资修铁路、提供军事帮助、发展贸易等，帮助奥斯曼帝国。德国做出不会掌控、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姿态，派利曼去奥斯曼帝国。德皇威廉二世刻意提醒他，要远离政治。

德国装扮成“诚实的掮客”，但它的帮助不免费。威廉二世的目的是利用奥斯曼帝国抗衡英、法、沙皇俄国的围堵。俾斯麦深知德国尚不足以抗衡英法，努力保持低调。但威廉二世将他免职后，开始推进“吉哈德”，即在西亚和中亚煽动“圣战”，打击英法在亚洲的利益，使其陷入四战之境。“吉哈德”经长期、严密的策划，在一战中推行，效果却不佳。

是否倒向德国，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者们反复犹豫。

奥斯曼帝国高层对德有戒心，只将它当作对抗英法的棋子，经济上也不完全依靠德国。以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为例，英国控制着奥斯曼帝国15.2%的债务，德国是27.5%，法国则是50.5%。贸易往来上，德国只是奥斯曼帝国的第四出口国和第三进口国。

从1718年起，奥斯曼帝国便开始学习西方，1718年—1730年，还出现了“郁金香时代”，即奥斯曼帝国的“文艺复兴运动”——奥斯曼帝国派出高官到欧洲考察政治，请法国军官来训练士兵，引入近代法律，并推动财政改革……可随着几次“俄土战争”失败，奥斯曼帝国陷入急躁情绪中，总想“弯道超车”，结果是一次次翻车。

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后发国家常陷入自我诅咒的困境：怕被甩下，反而被长期甩下。

奥斯曼帝国积攒的各种矛盾太多、太深，似乎只能靠“妙药”。可“妙药”总变成“毒药”：引入议会制，却议而不行、效率下降；废除议会制，又让民怨沸腾；贸易飞速发展，却落入贷款陷阱，到1914年—1915年，奥斯曼帝国财政中的30%用来付息等，人均承担着9英镑外债……每次挣扎，都让绳扣更紧。

1908年，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上位，恩维尔帕夏（意为总督，当时奥斯曼帝国由三帕夏合治）深知，奥斯曼帝国不应介入一战，却又担心沙皇俄国兼并。此前英国答应白送两艘“无敌”号战列舰。果真如此，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将实力大增。可英国人不愿得罪沙皇俄国，迟迟不交付。恩维尔帕夏想和法国结盟，也被拒绝。

奥斯曼帝国被迫成了德国的盟友。

近200年变革，还是弱国

弱者的选择空间是有限的，可奥斯曼帝国1718年启动军事改革，到1914年，已近200年，为何还是弱国？

从本书中，可见端倪。

首先，真正需要变革的群体没有变革。

高层颟顸、腐败、愚蠢，却地位坚挺，旧的动不了，只能不断加新人、新机构，奥斯曼帝国政府有40位元帅，60位维齐尔（相当于总司令或宫廷大臣），13位部长，180位高官，390位增补高官，21位帕夏，125位名誉副官……

变革没削弱既得利益群体，反而壮大了它，政府负担重，以致无钱去建一支专业性强、人数够多的军队。

其次，高层缺乏现代领导人的素质。

以“亲德派”恩维尔帕夏为例，依然是传统人，如书中所记：“副总司令恩维尔迟到了，让素丹（君主）和全体与会者等了一个多小时，这使我们大家都很痛心。”“他从不完全公开自己的判断，总是有所保留，以应对反对意见。德国人以毫无保留的开放态度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他认为这是愚蠢的。”

恩维尔帕夏几次直接给一线军官打电话，调动军队，被利曼几次抗议，心生不满，故意不让他参与关键指挥，甚至不提供情报。恩维尔帕夏在充满权谋的社会中成长，像许多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一样，把个人虚荣放在国家利益之上，即“责任感、不分身份地位为国家服务的奉献精神，对这些绅士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，都是陌生的。他们习惯了被监督和监视，也需要这种监督”。

其三，惊心动魄的集体腐败。

大马士革即将陷落，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向西撤退，私人出租车竟提价到1000英镑，钱都落入官员们的腰包。

其四，各部门无配合。

奥斯曼帝国军队有现代炮兵，可上了战场才发现，找不到炮弹，而运炮弹的又找不到大炮。“军官们对自己部队的情况一无所知，因为他们的职责仅限于招募新兵”，“今天视察了这里的辎重团，人数超过8000人，只有1050支型号不一的步枪。没有一个弹药箱，许多拿着步枪的人没有随身武器或刺刀等”。

其五，士兵们纪律差。

利曼曾试图“阻止一群哨兵前来哄抢（战利品），但都是徒劳的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看到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穿着不可思议的衣服，这是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制服做成的。他们甚至带着英国的防毒面具玩”。

书中此类记录颇多，触目惊心。

工程术解决不了系统问题

落后者想奋起，后发者想领先，是当然之义。可从人类史看，从弱到强的概率并不高。

落后者面临的困境是系统性的，可他能调用的资源有限。正是这些资源，塑造了落后的现实。靠加大力度、推到极致、重点关注等，在暂时解决问题的同时，带来更多麻烦，最终落入“解决问题—引发问题—再解决问题—引发更大问题”的循环中。

表面看，奥斯曼帝国的管理严格、有序、讲理性，但这是坐在皇宫中的人们拍脑袋想象出来的，经不起实践检验。可来自实践的声音，帕夏们又听不见。上层与下层都在努力，却很难形成合力，反而在互相抵消。“在土耳其，人们可以制定最完美的计划，并通过图纸和完美的决议准备执行这些计划，然后采取一些完全不同的措施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”。

奥斯曼帝国的高层生活在恐惧中，“通过这种不断的军队调遣，土耳其军队中没有指挥官认识他的下属。这些人既不认识他们的上级，也不认识他们的同伴们。如果有一场关于如何通过连续的错误措施摧毁军队的竞赛，土军总司令部肯定会获得第一名”。

现代性是一次系统跃迁，很难用工程的手段解决，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只能越医问题越多。奥斯曼帝国曾很认真地向列强学习，可惜一曝十寒，学了两百年，差距越拉越大。种下龙种，收获跳蚤。

本书也有可争议处，比如“加里波利战役”大胜，似忽略了凯末尔的贡献，却反复强调，凯末尔本是个小师长，是作者慧眼发现并重用了他。对于最后的惨败，利曼都差点儿成了英军俘虏，书中却归责于上级误判，以及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无能，亦有推诿之嫌。此外，对亚美尼亚人大量死亡的原因，本书观点有商榷的空间。

本书是写给职业军人、军事史研究者、军迷的，重细节，少宏观，对普通读者而言，或觉艰深琐碎。但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本书对中国读者亦有参考价值。